为什么分析师和我们自己在改变观点时显得如此谨慎?保守主义的根源是什么?就我看来,答案似乎在于“沉没成本”谬误。这是一种过去不可挽回的成本费用影响我们当前决策的错误倾向。可以这么说,我们之所以倾向于长时间固执己见，仅仅是因为我们最初在形成这些观点时耗费了时间和精力。
例如，考虑以下场景:你是一家航空公司的总裁，目前已经在一个研发项目上投入了1000万美元。研发的目的是开发一种不会被常规雷达监测到的飞机,也就是隐形飞机。
当项目完成90%的时候,另一家公司已经开始在市场推出这种隐形飞机了。同时，这家公司的隐形飞机显然比你正在研发的机型更快、更经济。现在的问题是:你应该继续投入最后10%的研发资金来完成隐形飞机的项目吗?
超过80%的受访者回答他们会继续投入最后10%的研发资金来完成隐形飞机的项目。
现在考虑一下这样的场景:作为一家航空公司的总裁，你从下属员工那里得到了一个建议。建议是用最后100万美元的研发资金开发一种不会被常规雷达监测到的飞机，即隐形飞机。
然而,另一家公司刚好开始向市场推出这种飞机。同时，这家公司的隐形飞机显然比你能研发出的飞机更快、更经济。现在的问题是:你是否应该投入这100万美元的研发资金来开发员工所提议的隐形飞机?
这次超过80%受访者的回答是否定的。
这两个问题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异。然而，第一种情形中包含了沉没成本，即我们已经对项目投入的资金;而第二种情形中没有这样的事先投入。这个简单的改变对当事人的答案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个例子凸显了沉没成本的影响力及其在保守主义的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
我们应如何避免保守主义?
前面提到过我之前所在的团队在分析资产配置决策时所使用的方法。为了不固执己见，我们需要给自己一张白纸，想象现在的仓位为零，然后问自己:“就目前我们所了解的情况，是否应该要建立一个新的多头头寸或空头头寸?”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并且与目前的头寸相一致，那就保持原样。然而,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但头寸仍在运行中,那么就要果断平仓。
我们应该鼓励自己重新审视自己的投资状况，并在空白状态下去处置它们。它们是否建立在错误的假设上（比如持续的边际利润扩张)?我们是否依然相信这些假设成立?还是我们遗漏了什么?如果是后者，这也许是对分析师的一种赦免。如果分析师不会因为改变投资建议而受到指责，就可能有助于消除保守主义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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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给自己一张白纸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此，另一种方法就是转换一下身份。在职业环境中，分析师们应该评估其他同事的投资而不是自己的,并提供各种相反的意见。这样做有助于缓解锚定效应——仅仅因为是自己建立的仓位而锚定于该仓位。
另外一种对抗保守主义的方法是玩“魔鬼代言人 ( devil’sadvocate)”的游戏:某些人故意提出对立观点并对你进行质疑。
奥克马克基金(Oakmark)的爱德华·斯图津斯基 (EdwardStudzinski)对这种缓解保守主义问题的方法情有独钟。
我们定期安排“魔鬼代言人”来审核我们所有的大规模头寸，再由一个独立分析师来负责提出相反的观点。这不仅仅是一场辩论会，“魔鬼代言人”要确实相信自己提出的相反观点。
显然我们会犯很多错误，但是这一原则有助于我们减少犯错的频率，降低错误的严重程度。在投资中，这就意味着成功了一半。迈克尔·斯坦哈特(Michael Steinhardt)3，对冲基金界的传奇式人物,也许是对保守主义做出最极端反应的人。他在自传《我不是多头》中写道:
我努力做到每天或者不定期地审视投资组合……我认为投资组合的名单不宜过长。尽管对每个证券有着不同程度的信心，但我并不认为我们与市场是同步的，所以空仓对我们更有利。我会打电话给高盛或所罗门兄弟公司，要求全部清仓。
迅速交易的过程中，有些公司会买入我们的多头或平掉我们的空头。很快我就会有一份干干净净的头寸清单。有时候从头开始会给你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全部持有现金，构建一个由我们最确信的证券所构成的投资组合，从那些鸡肋品种中解脱出来。
虽然出售整个投资组合的做法听起来有点极端,但是这显示了我们克服行为偏差所需要的准则。仅仅因为是你自己的观点就固执己见很可能会以悲剧收场。正如凯恩斯说,“事实若变，我心亦变。先生，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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