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3月18日讯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203.08万亿元，同比增长8.8%，增速创下近两年来新高。而在1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202.31万亿元，同比增长8.4%，也是M2首次突破200万亿元。
围绕M2的讨论开始升温。其中有人发文称，中国2000年的M2是13.5万亿，20年后的今天，已经突破200万亿，货币总量增长了15倍，也就是说当年的1万块相当于现在的15万，而现在的15万只值20年前的1万块。
还有人说，对比过去四十年，中国M2年均增速高达15%，绝大部分的工业品、大宗商品、债券、银行理财的收益率都大幅跑输，只有少数一二线地价房价、医疗教育等服务类产品、股票市场上核心资产的收益率跑赢这台印钞机。
针对这些说法，专家表示，仅仅因为现在的货币总量相当于2000年的15倍，就直接将货币增速等同于贬值速度，而完全忽略了同一时期社会财富的增长，是犯了严重的逻辑错误，必须予以明确和纠正。
近些年来，类似的说法，包括由此认定“货币超发”的说法并不少见，也很容易在广大公众层面引起共鸣。事实上，货币总量的扩张受多重因素影响，是非常复杂的，不应该撇开各种影响因素，简单地用货币总量规模的扩张来证明“货币超发”，更不能将货币增速等同于物价增速。而提出“绝大部分的工业品、大宗商品、债券、银行理财的收益率都大幅跑输货币增速”，更是弄错了对比对象，也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我们知道，1955年我国货币币制改革之后，国家长时间推行公有制计划经济，在这样的体制下，大量物资直接实施无偿的计划调配，货币与金融的功能与需求被严重削弱，大量的金融活动和金融交易被关停，所有金融活动全部集中交由中国人民银行一家办理（基于国际金融往来需要，对外保留了“中国银行”），人民银行实际上只是国家的“印钞机”和“出纳员”，货币金融的基础极其薄弱。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货币总量长时间都低于经济总量（GDP）。
改革开放之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商品和劳务等社会资源更多地需要等价交换，资源货币化快速发展，对货币的需求自然会快速提高。特别是全面深化住房体制、教育体制、医疗体制改革，推动其产业化发展，以及加入WTO更加融入全球化之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可交易社会财富的规模快速扩张，必然要求货币供应大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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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国金融长期以银行作为主体，全社会融资结构长期以银行贷款或债券投资等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所占比重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一般水平。这种融资结构也对货币投放及货币总量产生深刻影响，因为直接融资不会派生货币，不会增加货币总量，只有间接融资才会派生货币、增加货币总量。
还有，世界各国的货币政策目标，都是追求一定正的通货膨胀目标（发达国家一般为1-2%，发展中国家一般为3%，特殊时期还会更高），通过保持一定的通货膨胀率（同时意味着货币一定程度的贬值压力），推动社会扩大投资和消费，减少货币储备，促进经济发展。这也是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重要体现。在其他因素不变情况下，由于货币政策目标的实施，也会推动货币总量不断扩张。
正是在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广义货币总量增速必然是高的，突破整数位所花费的时间也会不断缩短：1956年货币总量175亿元，到1975年突破1千亿，1988年突破1万亿，1998年突破10万亿，2013年突破100万亿，2020年初突破200万亿。
实际上，我国货币总量增速近年来已大幅下降，已经从2015年的13.3%，下降到2016年的11.3%，进一步下降到2017、2018年的8.2%、8.1%。2019年尽管略微提高，达到8.7%，仍处于历史的低位。2020年1月末，尽管货币总量突破200万亿元，但同比增速也仅为8.4%，比上年末还低0.3个百分点。
专家认为，考虑到当前国际国内风险因素增多，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加之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增长带来新的冲击，更需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作用，而此时业界出现“货币超发”等声音，实在是不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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