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是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开始实行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
一、中国的对内改革先从农村开始
1978年11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实行“分田到户，自负盈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包干）开始的。
4O年前，小岗村的18家农户为了能吃饱饭，“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率先实行的“分田到户、包产到组、包产到户”。拉开了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乃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18名小岗户主在一份错字连篇的“生死契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此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的公粮，不在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牢杀头也干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孩子养活到18岁。”
这张契约纸是随手从小孩作业本上撕下的。18名户主还宣誓 : 不向任何人说出去，亲戚朋友也不例外，谁泄密谁就不是他娘养的。
分亩到户，一年就越过温饱线。没有不透风的墙，凤阳县、安徽省领导先后注意到了小岗。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亲自到小岗一看究竟。万里三句话后，让队长严俊昌乱了一年多的心终于稍稍平静。第一句：“你是不是共产党员？”第二句：“过去生产队长好当还是现在好当？”第三句“你们这样干，形势自然会大好，我就想这样干，就怕没人敢干。你们这样干了，我支持你们……现在有人批我们小岗开倒车……地委能批准你们干3年，我批准你们干5年。”汽车行至村头，万里仍不放心，再次招呼严俊昌过去：“如果有人查你，你就说我同意的，让你干5年。”
几个月后，邓小平的一席话，让严俊昌更加塌实了些：“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而我知道的城市国营企业的重大改革——扩大自主经营权、自主调控市场。是从从基本工资加记件提成、承包开始的。
“三部委“联合发文，可看出商业“改革”的端倪 :
1978年10月商业部国家劳动总局财政部联合发文《关于在理发业推行基本工资加超额提成奖励制的通知》：为了贯彻执行华主席和李先念副主席关于改革理发业工资形式，做好理发工作，提高服务质量，扭亏增盈的指示，商业部于今年二月以（７８）商层字第６号文件，通知在理发业试行基本工资加超额奖励的制度。从十几个省、市、自治区试点的情况看，效果比较好。凡是试点的单位，都促进了服务质量的提高，减少了理发排队久等的现象，营业额大幅度增长，企业扭亏增盈，职工收入增加，生活有所改善。实践证明，这种工资形式，是适合理发业手工操作的特点，有利于把企业经营的好坏同企业职工的利益联系起来，进一步做好理发工作的。但是就全国来说，这一改革的进展不快，有的地区停留在原有试点单位，有的地区还未开展。最近，华主席又指示，要把理发业实行超额奖励的办法继续搞好。 文件还就：积极扩大试行范围；健全各项制度；严格执行服务操作规程；加强定额管理；精简人员充实理发劳动第一线等提出多项具体要求。文件强调，在理发业实行基本工资加超额提成奖励的办法，是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的一项重要措施，各级有关主管部门一定要在地方党委统一领导下，加强协作，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及时总结经验，妥善解决推广过程中的问题，以保证这项工作在理发行业中顺利推开。
二、打开国门，对外开放，是伴随着高层出访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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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2月，在中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草案）》的会议上，邓小平建议，对于欧洲共同市场要迅速派人去进行技术考察。对于共同市场，对于日本、美国，要专门成立一个班子，不干别的事情，集中力量，专门研究。要注意国际动态，现在是对我们最有利的时机。总之，要抓紧时间，多争取一年时间都合算。
3月25日，邓小平在会见挪威外交大臣时说，战略上，我们的观点明确得很。我们对于自己有清醒的估计，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同西方世界合作。要研究一下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肯定有些我们是不要的，但是为工农业服务的，有些领域我们现在是没有的。
4月，在中央讨论《今后八年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的规划要点》时，邓小平同志又一次强调，目前的时机是有利的。粉碎“四人帮”以后，思想解放了，可以拿资本主义国家行之有效的办法为我们所用。要想一想，现在思想解放得够不够，到底还有什么障碍？看看在上层建筑方面、生产技术方面存在什么问题？
对不同发展类型国家建设经验和办法日益理智的态度，促成了1978年5月中国政府西欧五国访问团的成行。
这次访问，是建国以来第一次以中国政府名义派团访问西方发达国家。出访前，邓小平专门找代表团主要负责人谷牧等谈话，要求他们在访问中，要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一些问题。好的也看，坏的也看，看看人家的现代工业发展到什么水平了，也看看他们的经济工作是怎么管的。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验、好的经验，我们应当把它学回来。
访问西欧五国代表团从5月2日到6月6日，对法国、西德、瑞士、丹麦、比利时的15个城市进行考察，会见了许多政界人士和企业家，参观了许多工厂、农场、城市设施、港口码头、市场、学校、科研单位和居民区，收集了大量的信息资料。
回国后，代表团负责人谷牧向中央政治局作访问汇报，着重谈了三方面问题：第一，战后，西欧发达国家的经济确有很大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我们已经落后很多了，他们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管理方面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第二，西方发达国家在资金、商品、技术方面要找市场，都看好与中国发展关系，我们要很好地利用这个良机；第三，国际经济运行中有许多通行的办法，凡是对我们有利的，都可以采纳运用。
谷牧发言后，中央政治局展开了讨论，叶剑英、聂荣臻和李先念在发言中表示，外边的情况，谷牧这次出去清楚了，讲明白了，该是下决心采取措施实行的时候了。
我国对西方发达国家和正在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高层出访活动空前活跃。高层出访依然保持高增长，1978至1979年度上升了35%，而且占到全部出访活动的52%。这反映了出访活动对中央决策的咨询参考作用在继续增强，服务和服从于改革开放启动的功能和作用也在增长。出访活动在以后一个相当长时间里，维持了这种状态。
出访活动在党和国家历史的伟大转折关头，承担起特殊的使命，对改革开放的酝酿和启动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通过大量的出访活动，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发现了中外发展水平的差距，看到了国际社会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拓展了探索本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路。这种影响直接反映在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上。
中央召开这次务虚会议的目的是，通过总结30年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研究国外经济上的成功经验，讨论如何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出访不同发展类型国家所获得的信息，在会上引起高度重视。会议重点讨论了引进问题，特别是如何加强技术引进、扩大外贸出口、采取灵活方式利用国外资金等问题。会议期间，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农林部、一机部、国家建材总局、冶金部、财政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研究室等部委负责人发言。这些发言在总结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大胆地涉及了国家和社会发展中的种种弊端，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思想和改革措施。这次会议上的发言，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以国际先进发展水平为参照，在比较借鉴的基础上，总结经验教训，规划未来发展，这使得酝酿中的改革开放方针呼之欲出。
1979年7月15日，中央正式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迈开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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