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是人类相对晚近形成的学科体系，即使从现代经济学思想起源的《政治算术》《国富论》算起，也就几百年时间而已。但或许也正因为如此，其发展变化的速度和程度及其对人类的影响是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所无法比拟的。诺贝尔奖是世界公认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最高奖项，其中唯一的社会科学奖项给了经济学，便是明证。
在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重大思想革命之后，经济学的发展可谓日新月异，这除了要归功于作为新兴学科的“后发优势”之外，更重要的是经济学与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密切相关。
其实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经济学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应对战争乃至如何争霸的问题。例如，国民经济统计最早起源于对英国、法国国民财富的数据对比，以预测军事和经济实力。这最终成为英国摆脱恐惧与自卑，成为欧洲霸主乃至世界领袖的强大力量。到了20世纪，GDP的发明被称为是“经济学领域的曼哈顿计划”，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库兹涅兹也被认为是美国赢得二战和冷战的幕后功臣。
凯恩斯毋容置疑是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的经济学思想跟两次世界大战密切相关。一战结束之后，他作为英国财政部的首席代表出席了巴黎和会，并在1919年出版了《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为他之后对于宏观经济、货币理论、商业周期等方面的研究埋下了伏笔。复旦大学韦森教授在他的《重读凯恩斯》一文中指出：“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并不完全是对1929——1933年大萧条的理论解释和为大萧条开药方，而实际上是为战后长期的‘英国病’（即经济增长停滞，通货膨胀和多年失业率居高不下）而做的经济学理论探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凯恩斯受聘担任了英国财政大臣的顾问，以及英格兰银行的董事。战争期间，他多次出使美国，商谈战争贷款等重要问题。二战后，凯恩斯经济学更是大行其道，最典型的是“马歇尔计划”为代表的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复兴政策。此外，凯恩斯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及世界银行的奠基人之一，他的经济学思想对战后的世界经济格局影响至今。
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学确实首先是“经邦济世”之学，理解当前经济学的变革需要把握人类社会更深远的发展脉络，这其中的重大问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以高杠杆、高负债投资驱动为特征的需求侧经济学，人们已经开始在“道德”层面上反思；二是二战之后沿袭至今的全球治理体系已然无法有效应对气候变化这样的“灰犀牛”风险，需要探寻新的经济学思想。
前者的问题在于，在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总需求上持续发力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产能过剩、债务风险和金融危机，按照皮凯蒂等经济学家的研究，收入更侧重资本而不是劳动使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越来越严重。根据《世界不平等报告》显示，自1980年以来，世界收入1%的人群收入增长总额是后50%人群收入增长总额的两倍。这已经动摇了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的道德基础。而这正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共同富裕”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后者的问题在于，在应对气候变化这样影响持久但又关乎人类命运的公共产品问题上，以发展和纾困为主要目标的全球治理体系已经越来越乏力。因此，气候变化经济学奠基人、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诺德豪斯于2018年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发表的演讲主题就是 “气候变化：经济学的最终挑战 ”。
只是，作为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诺德豪斯的解决方案更侧重于碳税，并强调财政政策的信号作用。碳税的理论渊源来自庇古税，颇有“穿着旧鞋走新路 ”之感。这种思路固然有透明、价格可预期的优点，但其缺点是与减排目标的关系不直接、不稳定，也就是减排量的可预期性差。
而另一个主流的观点是推崇“碳交易”，更注重市场的作用，可以看到新制度经济学及其创始人科斯的影子。但碳交易的问题是，因为供给缺少弹性，需求端的所有冲击的影响都落在价格上，价格波动容易过大，会对企业等经济主体的经营规划产生大的冲击。近年来，类似的价格大起大落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和决策层的警惕。
在《碳中和经济学：新约束下的宏观与行业趋势》（下称《碳中和经济学》）一书中，对碳中和目标的上述两种经济学解决方案，有非常清晰的一个对比：“碳税可用于促进公平，碳交易更侧重于提高效率”。但换言之，这也意味着碳税、碳交易两个路径分别有着效率、公平方面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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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碳税，还是碳交易，都过多得将关注点放到了碳价本身上。而《碳中和经济学》另辟蹊径，首先从技术进步和社会治理出发讨论问题。
为了衡量和比较碳中和目标相关的技术进步，《碳中和经济学》一书使用转换价格，形成了一个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路径及其影响的系统性分析框架。
在转换价格上，这本书具体使用了比尔·盖茨提出来的绿色溢价概念，并估算不同行业的绿色溢价。绿色溢价和碳价并不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联系的概念，是指某项经济活动的清洁（零碳排放）能源成本与化石能源成本之差。负值意味化石能源的成本相对高，经济主体有动力向清洁能源转换，从而降低碳排放。
书中认为，降低绿色溢价有两个载体，即降低清洁能源的使用成本和增加化石能源的成本。如果降低绿色溢价完全靠碳定价实现，其所要求的幅度可能对经济带来很大的冲击。理想的办法是降低清洁能源成本，或者降低单位GDP能耗。例如，中国的绿色溢价在过去几年显著下降，最大的贡献来自于电力行业。清洁能源的应用有制造业的规模效应，包括风能、太阳能、电动汽车，随着使用人数或产量的增加，单位成本下降，项目的可行性增强。但更重要的是中国早期对光伏产业的补贴支持，促进了其发展进步，这是公共投入促进技术进步的成功案例。
从技术角度重构经济学研究是当前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根据复杂科学的重要奠基人、圣塔菲研究所元老布莱恩•阿瑟教授的研究，市场、社会的进步本身就是技术的产物，而且符合报酬递增规律。大多数机会利基来自技术本身。通过促进技术本身的繁荣，也促进了商业的繁荣、社会的繁荣。这是一个技术不断自我加强、不断延伸、持续进化的过程。技术创造了经济，经济又创造了技术。市场经济和商业的发展使技术自己有了生命力和生产力，以及创造财富的能力。在被认为是技术驱动的互联网时代，这个思路尤其具有说服力。有趣的是，与诺德豪斯同获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保罗·罗默的主要贡献就是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即用内生的技术来解释经济的增长。
当然，市场和技术并非降低绿色溢价的全部。《碳中和经济学》一书提出了一个“碳定价+技术进步+社会治理”的整体框架，尤其是将社会治理作为降低绿色溢价的政策工具。例如，治理比特币挖矿导致的高耗能乱象，就必须通过强有力的政策管控。而且，涉及到国际间的合作，碳边境调节等国际治理体系中的制度设计也越来越重要。
自1992年，中国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改革目标以来，经济学理论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通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市场经济的理念逐步深入人心，已然成为显学。但正如哲学家黑格尔所说的“密纳发的猫头鹰只有在黄昏的时候才会起飞”，人们的思想成熟总是落后于时代的变化。面对碳中和及其诸多新的技术进步和社会治理目标，仅仅从既有的经济学工具箱中寻找解决方案，已经越来越捉襟见肘，如果不能正确的看待其背后的变化和深层次问题，甚至还可能会产生误导。
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面对的重大问题，实现碳中和目标带来的这些新的解决方案及其背后的经济思想，将进一步引发经济学在未来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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