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邓小平在会见国务院副总理李鹏时，提出了一个伟大的设想，即“将四川与重庆分家”，当时，许多中央干部得知邓小平的提议后，纷纷表示不同意，因为重庆已经归四川管辖多年了，突然分家会带来不好的社会影响。

在后来的十年里，四川、重庆一直没分家，就当众人以为这件事不会成真时，1997年，中央却宣布了“建立重庆直辖市”的决议，使重庆和四川正式分了家，对于中央的这一决议，很多人都表示十分疑惑。

那么，重庆为何会突然与四川分家？

20世纪40年代的重庆

重庆到底有多重要？

其实，重庆早在建国后不久，便成了西南大区代管的直辖市，而中央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重庆曾是国民政府的“陪都”，早在战争年代，便成为了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1949年11月，西南大部分地区刚刚解放，正是百废待兴需要建设之际，为了搞好这里的经济建设，中央将邓小平任命为了西南局第一书记，在主政西南的这段时间，邓小平实行以先富带动后富的政策，将重庆作为中心，推动当地的经济恢复和发展，为西南地区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后来，邓小平被调任到了北京，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在离开重庆的几十年里，邓小平依旧心系重庆，时刻关注着重庆的经济状况。

（中）邓小平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领导人经商议决定，将重庆市从四川省的计划任务中单独列出来，对重庆实行“第一次经济计划单列”。事实证明，重庆果然不负众望，到1957年时，它的工业总产值竟占到了四川的三分之一以上。

邓小平在得知这件事后，并不感到意外，他说，重庆本身就有着良好的经济基础，再加上它特殊的历史地位，国家更是大力支持它的发展，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并不稀奇。

1964年，国家将重庆再次将重庆列入了“第二次经济计划单列”，在这之后，国家对重庆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其投资数额高达上亿元，在国家的帮助下，重庆不仅本身的经济迅猛发展，还带动了附近了小城小镇的经济，成为了中国经济的中流砥柱。

80年代重庆照片

重庆为何与四川分家？

时间进入到改革开放时期，此时我国的工作重点已经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为了搞好这项工作，我国将修建三峡大坝提上了议程。

这项工程的两个峡在重庆，如果要修建，三峡的水会冲入重庆东部地区，势必会造成一定的损失，再加上重庆人口多、不方便管理的问题，也使移民工作难以进行，所以，基于以上情况，不少人都想要放弃这项工程。

身为中央领导的核心人物邓小平，也很关心这个问题，本着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他觉得不能随意地做出决策，必须要亲自去实地考察一番再说。

1980年7月11日，邓小平乘坐着轮船，由重庆的朝天门码头出发，顺江东下亲赴三峡考察。

站在甲板上的他，看着滔滔不绝的长江水，感慨的说道：“修建三峡大坝是一个利国利民的好工程，你看这里水流湍急，礁石又如此众多，如果不搞大坝建设，长江中下游地区就会发生洪水，所以我们不要轻易的否定三峡工程的不好。”

跟随邓小平考察的干部指出，建设三峡大坝也有不好的地方，比如工程繁琐，不仅不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还需要人民迁居，邓小平听后也陷入沉思中，他在心中不断思索着，究竟要不要修建三峡大坝？

在思考期间，邓小平将心中的问题罗列了出来，他问船上的水利专家魏廷铮：“我听说，三峡水库在修建后，水库的水会变冷，到时候就连鱼都难以生存，另外，长江中下游的水稻和棉花会不会受影响。”

魏廷铮回答道：“还请放心，根据我们的设想，长江水通过水库下泄的水量每年大约有4510亿立方米，并且水库的库容只有过水量的百分之八，所以，在这期间水库的江水会不断交换，温差的变化也不会太大，根本不会影响渔业和农业。”

丹江大坝

邓小平听后还是有些不放心，他告诉魏廷铮，这些都只是设想，必须拿出实例证明才行，魏廷铮听后，随即便以丹江坝举例，他说：“丹江坝的水占年降水量的二分之一，它蓄水后水体交换时间比较长，但即使是这样，水库下泄的水温也和江水的水温相差不大。”

邓小平接着问道：“怎么就相差不大了？”

魏廷铮耐心地解释着：“根据我们的实测，夏季的平均水温会降低2度，冬天的水温则会升高2度，所以这样小的温差变化，根本不会影响渔业和农业。”

邓小平又问：“我还有一个问题，鱼类的繁殖会受影响么？”

魏廷铮说：“大坝将江水隔开后，水库就是一个单独的生态环境，不会影响鱼类的天然繁殖，但会使下游的繁殖期有所推迟，这影响并不大。”

随后，邓小平又向众人问了许多问题，当内心的疑惑被一一解释清楚后，邓小平如释重负的说道：“三峡工程确实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按照实际情况来看，它是利大于弊的。”

乘船抵达武汉后，邓小平立马召开了三峡工程的研讨会，在会议上，邓小平明确地指出了几个问题，他说，长江两岸的物资都非常丰富，经济也比较发达，三峡大坝建好后，首先可以解决航运问题，使两岸地区的物资运输便利，其次，三峡大坝的水能可以发大量的电，可以解决传统发电的环境污染问题，也能促进地区的经济发展。

说完这些，邓小平着重地强调了一句话：“建设三峡工程效益很大，轻率否定不好，还请党中央、国务院及相关部门的同志，回北京后抓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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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之后，中央经过反复的商讨研究，最终采纳了邓小平的意见，并着手研究起了三峡工程建设的细节问题，其中，最令中央头疼的便是移民问题。

国务院副总理李鹏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84年3月，国务院副总理李鹏递交了一份《关于开展筹备三峡工程》的报告，首次提出“建立三峡特区”，并由国务院直属领导，负责移民工作。

对于这个提议，国务院曾多次开会讨论，有人认为，“三峡特区”和“深圳特区”的性质不一样，如果这样命名就容易造成混淆，所以一些人就建议改名成“三峡行政区”或“三峡省”。

一时之间，中央全都围绕着这个问题讨论，但讨论了近一年之久，都没能得到一个确切的结果，直到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建议后，这件事才有了结果。

邓小平与李鹏

1985年1月19日，邓小平在参加完广东大亚湾核电站的合同签字仪式后，会见了国务院副总理李鹏，邓小平问他三峡工程的事研究的如何了。

李鹏苦恼地说：“移民是个大工程，我们为解决问题，想了一个办法，成立三峡行政区，用行政区的力量做好移民和经济开放工作，但中央的许多干部都说，行政区不符合《宪法》的规定，提议用‘三峡省’，但我又觉得这也不妥。”

邓小平听了李鹏的疑惑后，思忖良久后说：“可以考虑将四川分成两个省，一个以重庆为中心城市，另一个以成都为中心城市。”

李鹏听后恍然大悟，按照邓小平的意思看，如果重庆和四川分家，就可以单独管理长江三峡一带，这样也不用设什么“三峡行政区”了。

全国人大

回到北京后，李鹏立即向中央传达了邓小平的建议，后来，中央在经过反复的研讨后，确实觉得筹建“三峡行政区”或“三峡省”略有不妥，因为三峡工程横跨湖北、重庆，如果要建立行政区或省，就会将一些省份的地区分出去，从而造成难以管理的巨大困难。

基于以上考虑，1986年5月8日，中央下达了《关于将三峡省筹备组改建为三峡地区经济开放办公室的通知》，为“建立三峡特区”的提议画上了句号。

在这之后，为了便于管理三峡工程，中央根据邓小平的“四川、重庆分家”设想，提出了设立重庆直辖市的构想，在经过数年的研究商讨后，国务院最终做出了决定，于1997年2月27日向全国人大提出了“将重庆设为直辖市”的申请，并通过了全国人大的表决。

重庆

重庆与四川分家后

6月18日重庆挂牌揭幕，成为直辖市，自此以后，三峡工程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移民的大多数工作等，正式由重庆管理。

为了方便管理，中央还将万县、涪陵、黔江两市一地划入了重庆直辖市，这些地区紧挨重庆，是三峡水利动工的地方，更占据了三峡库区三分之二以上的移民任务，在重庆直辖市的直接管理下，这些移民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为三峡工程的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此外，建立重庆直辖市，不仅便于管理三峡地区，还促进了四川、重庆以及中西部地区的经济的发展。

四川省会成都

根据资料统计，四川省的总人数在20世纪末高达1.1亿多人，管辖的县级政区更是多达221个，是我国管辖县级行政单位最多的省份，也正是因为这样，才无法集中精力抓好贫困地区的扶贫工作。

当时，邓小平同志十分关心四川问题，他不止一次的向中央提出，必须要研究一下四川人口过多、地方太大、发展缓慢的问题。

而邓小平的这个担忧，则在重庆直辖市成立后被解决了，直辖市的成立，将四川省内的40个行政区县分走了，大大减轻了四川省政府的管理压力，令四川的经济有了明显的改善，其年经济生产值，从1997年的0.3万亿元，跃升到2020年的4.9万亿，直接翻了16倍。

重庆

此外，重庆的经济也实现了迅猛腾飞，在被确立为直辖市后，重庆由中央直接领导，充分发挥了发展经济的龙头效应，根据资料统计，重庆在1997年的城市化率只有29.5%，但在2007年时，却达到了48%，翻了近1.6倍。

老百姓的生活也发生了重大改变，在改革开放的影响下，大量的外资涌入重庆，建起了一栋栋的高楼大厦，重庆的GDP更是翻了好几翻。

2009年，随着三峡大坝的建立完成，航运得以开通，而这也使重庆也带动了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促进了中西部的发展，为中国经济的协调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后来，世人回顾这段历史时，都不得不赞叹邓小平同志的伟大，1985年邓小平提出“将四川、重庆分家”这一伟大创举，直接为我国的三峡工程建设开辟了一条新思路。

重庆直辖市建立后，更是带动了整个四川以及中西部的经济发展，事实证明，邓小平的提议果真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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