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月度研判会在北京召开，主题为“双碳目标与经济增长”。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中银国际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长曹远征出席会议并发表评论。
曹远征指出，双碳是生活和生产方式的革命，但不要把它变成冲击性的，它应是静悄悄的革命。之所以有这样的担心，是由于绿色转型在经济发展和双碳之间只有一条很窄的路径，搞不好能源价格真的会涨上去，而经济增长真的会掉下去。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根据现场发言，整理主要观点如下。
2028年有望实现碳达峰
曹远征指出，国际经验表明，一旦进入工业化后，尤其是重化工业化后，一国的能源使用总量和单位GDP能耗都会提高，体现为能源生产和消费弹性的提高。由于电力是工业使用的主要能源，电力生产和消费弹性提高更快。只有进入后工业化，服务业成为主导产业，能源生产和消费弹性才开始稳定并趋于下降。正是这个原因，发达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后陆续实现了碳达峰。
中国的能源生产和消费，尤其是电力符合这一规律。
曹远征表示，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重工业再次超过轻工业，能源和电力弹性系数大大提高。“十五”后期达到最高值，2004年为1：1.6左右。也就是说，一个单位的GDP增长，需要1.6倍的能源才能支持。“十一五”期间，当时的国民经济结构，仍以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为主，并具有自我强化的倾向，当时的能源和电力弹性系数维持高位难以下降。
转折发生在“十二五”期间。曹远征指出，2013年服务业首次超过工业，成为第一大产业。随着国民经济结构这一重大变化，能源和电力弹性系数开始下降，到“十三五”期间基本维持在1左右。由此，煤炭成为过剩产业，需要去产能，2015年煤价也下落到350元每吨，构成了整顿小煤窑、加强安全生产等政策出台的背景，结果是煤炭企业数目减少，煤炭产能下降。
“随着中国经济的重化工业化阶段进入中后期，服务业日益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能源和电力弹性系数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折，‘十三五’规划有条件引入了能耗双控指标，中国有条件考虑碳排放问题”，曹远征指出。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从2009年哥本哈根的“世界气候大会”到2015年的“巴黎气候大会”短短6年间，中国可以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转向可以加入《巴黎气候协定》，并承诺2030年碳达峰。
“从减排政策上看，与2015年相比，目前唯一的变化是提出了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碳中和目标对碳达峰虽然有约束，但从中国产业结构变动趋势看并不能构成根本性限制”，曹远征表示。
曹远征指出，从长期看，中国经济结构变化的趋势依然指向服务业，能源和电力弹性系数仍然会回到1以内。因此，随着2035年GDP翻一番，能源和电力也将翻一番，增长部分可以由清洁能源来满足。预计2028年有望实现碳达峰，碳排放总额为110-115亿吨，即在目前93-95亿吨基础上增加20亿吨后，然后开启碳中和进程。
防范煤炭价格大起大落
“当前能源尤其电力的短缺是短期异常因素造成的，既有供给方面的原因，也有需求方面的扰动”，曹远征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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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供给方面看，将减排当成了减煤，“运动式”减碳，使煤炭供给快速减少，引起煤价的急剧上升。动力煤价由今年5月的每吨600多元涨到将近2000元，短短三个月几乎翻了三番，超出常态。
从需求方面看，中国尤其南方省份，因疫情缘故，出口强劲增长，今年1-9月，中国出口增长22.7%，中国出口全球市场占有率上升到14.6%，较2019年提高了一个多百分点，并且多是传统的工业制成品。
曹远征指出，出口的快速增长，使过去已退出市场的产能重新开工，能源和电力弹性系数再次上升，回到1以上。由此产生了“能耗双控”超标的风险，促使地方政府“拉闸限电”。
曹远征表示，要警惕短期能源和电力供应紧张对长期政策的扰动。从需求来看，预计明年中国出口的增速会回到个位数，大致在5%左右，对能源和电力的需求随之疲软。因此，对当前能源短缺的困难状况不宜估计过高，反而要防范因价格暴涨刺激煤炭供给过剩，造成明春煤价的再次大幅下跌，防止煤炭生产和价格的大起大落应成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重要议程。
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仍需煤电的稳定运行
国际经验表明，全球能源发展方向可以概括为——能源利用电气化、电力利用清洁化。中国能源发展的趋向与国际经验一致，双碳目标的提出也是基于这一共识。
曹远征指出，控制碳排放的着力点主要是电力企业，电力企业减碳的着力点是发展清洁电力，中国由此成为风光电增长最快的国家。发展清洁电力增长的同时，两个绕不开的问题就更加凸显：一是电力的不可储存性；二是调峰的必要性。
“在储能技术不发达的条件下，化石能源尤其是燃煤机组，尽管将来不担任发电主力，但调峰的需要，也会使得燃煤机组在电力结构中扮演独特且重要的角色，能起到稳定电网的引领作用，并将长期存在”，曹远征表示。
曹远征指出，沈阳电网自动跳闸的事件，让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受制于煤电不能瞬时启动和瞬时停机的物理特性，电网要为其保持一定的容量。一般而言，60万千瓦机组通常需要保留30%的容量，百万千瓦以上的超临界机组需要更大的容量。这意味着至少30%的火电发电，应始终在电网的负荷之中。如果清洁能源装机量越大，调峰的需求就越大，电网中火电负荷的维持就越重要，否则电网就会因防止崩溃而自动跳闸。
如此一来，倒逼电力价格体制改革变得很重要。曹远征列出三方面的改革举措。
一是形成煤电顺价机制。煤炭是竞争性供给，电力由国家定价，电力价格并不全而反映发电的成本。煤价涨了，电价不涨，使得发电企业没有积极性，于是自动减少发电，不仅会退出主力能源，还会影响电网稳定的调峰能力。建立市场化的顺价机制是克服这一弊端的重要改革措施，目前电价已可以上浮20%，但是电力市场化机制还应完善，实现煤涨电涨、煤跌电跌，应把定价权充分还给市场。
二是煤电峰谷差补偿机制。为调峰存在的煤电，即使有30%的容量，如果电价过低也不足以覆盖成本。因此需要有一个较高的容量电价，以维持煤机的运行。换言之，应该补贴煤机，而不是补贴风光电。维持煤机的发电能力既有利于调峰，也有备于不时之需。随着清洁电力的增长，这一维持电网稳定的能力建设日显重要，减碳不等于减煤不仅应成为共识，而且应成为行动。
三是顺势放开电力市场。发电端和用电端都应通过市场进行电力交易，才能真正市场化，碳的价格才能显现。电力市场既是个能源市场也是碳市场，碳的排放价附在电力价格上，就像自来水一样，污水是附在净水价格上。换言之，只有能源需求才有碳排放，而碳价格作用是影响能源需求来减碳的。
“减碳的压力不仅仅是在电力的供给方，而且也要放在电力的需求方。这里要特别指出需求方对减碳的重要意义，用价格机制使全社会通过节能而减排，这会平滑经济增长与能源使用间的矛盾，以此使得经济增长、能源使用与碳减排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平稳发展”，曹远征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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