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讲一个故事。
去年年末上海还未出现这波疫情的时候，我采访了一位美元基金大佬，期间大佬和我提起了一件小憾事。事情大致是这样的：大佬最擅长投硬科技，也擅长做尽调，在尽调一个做简易机器人方向的项目上，投资团队从项目本身到行业专家再到项目上下游产业链都仔细调查了一遍，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是项目没啥核心竞争力，技术方向又不够高级，决定不投。
按理说对这个项目的尽调已经很详实了，项目能跑出来的机率不会很高。但下一次大佬听到这个项目时，对方已经炙手可热，公司业务数据非常好。这打破了大佬的自我认知，打听了一下才发现项目拿到了政府的大单子，市场针对的是环卫工人的工作。
大佬不免有些遗憾，当初他用他的经验主义代替了这一部分尽调，他主观上认为这个世界应该不缺环卫工人，但事实是“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愿意做环卫工人了，当时尽调就差去找个环卫工人聊聊天，一念之差还是没去”。
借此提起这个小故事，不是想探讨投资尽调到底该多事无巨细才能判断得出来一个项目是否值得投资，想当初浑水为了做空瑞幸也是委托了专业的第三方公司蹲点到各个门店，才完成了长达89页的做空报告。既然VC做尽调、甚至做投资，有时也是玄学大于科学，我真正好奇的是：
在风险面前，VC/PE是否真的具备抗风险能力？
以上海疫情为例，很多投资机构已经无法正常投项目或者进行募资流程，那么在一些不可抗力因素下，向来擅长评估风险的VC/PE到底深受影响到何种程度？如疫情之流的不可抗力因素总会有结束的一天，但或许也正是疫情才有机会让人看清牌桌上的牌。
VC投资的脆弱性
在塔勒布的反脆弱学说里有一条基本理念：反脆弱性和脆弱性是同一波普上的不同波段。应对到VC/PE这一门艺术里，我的理解是，越是赖以生存的技能，遇到“黑天鹅”情况，越脆弱。
换成人话来说就是，不少投资人将“投资就是投人”这一理念奉为圭臬，但当疫情导致封城这种不可抗力因素发生时，这条理念差不多将投项目堵得死死的。越是极端仰赖投人的机构，越脆弱。
前不久投中网私下里针对国内疫情无法出差的状况对北京的80家机构摸了个底，结论大致如下：
1、40家表示公司无出差相关限制，占50%；
2、这其中，合伙人还保持出差的只有11家，占总体14%；
3、11家里，只有1家对出差目的地无限制要求，其他明确不能去中高风险及疫情地区。
当然这几个数据无法一概而论地代表整个中国创投圈的情况，更遑论每个赛道情况也各有不同，但我想说的是，这些数据的背面无疑在陈述一条共识：投资里的募投管退四大环节鲜少不仰赖出差的，而出差是为了什么？为了在线下面对面、实打实的进行各项评估。这是VC/PE圈评估风险、尽可能降低风险的主要策略。
现在疫情轻而易举地反噬这条策略。
前不久因为上海封城月余，我一位在北京某百亿基金的品牌总监好友忍不住和我说，他们机构内部积压了不少出差申请，投资人对项目的把控因无法线下对谈，只能停留在基本的了解上，“愁死了”。
不能出差=不能正常投项目or不能正常募资=亟需控制风险。
这家百亿基金只是缩影，在我了解的情况里，无论是北京还是上海的机构，即使机构对某个项目有投资意向，也不会选择在疫情期间投资。
比如力鼎资本告诉我，“投资这么重大的事情，不见面毫无感觉。现在阶段以线上会议交流为主，对于一些意向明确的公司要可以传看的保密材料学习。然后内部推动立项，和自己的行业资源对被投项目做背调。但也就到此为止了。”
一定要在特殊时期进行投资的确有些无理取闹了，但这不妨碍推导出一个结论：因强调信任感，VC/PE才是最不相信互联网渠道的那批人。
“到此为止”这样的定论，说得好听点是对行业的焦虑，说的实诚一点是对极端环境的无能为力。无论哪一种，都算不上是健康的压力反馈。
写到这里，我想到塔勒布老先生在书里提供了一条解决方案：迈向反脆弱性的第一步就是减少不利因素，而不是增加有利因素；也就是说，通过降低自己暴露于负面“黑天鹅”事件的概率，让反脆弱性顺其自然地发挥作用。
因此我想提出两个疑问：
投资是不是必须要受“线下”掣肘？
京东白条闪付如何开通（京东白条闪付“升级意味什么）
如果是的话，如何降低这份掣肘带来的不利因素？
VC迈向反脆弱性
本文初衷并非唱衰，相反，至少在创投圈，有一个普遍现象毋庸置疑：没有人真的停下来过。
还是以疫情为例，在我了解的情况下，大家都在做事；也就是说，大家都在试着迈向反脆弱性。这其中大致有三个派别：重投后、重投前和重如何应对风险。
重投后和重投前，顾名思义，前者代表机构在疫情期间将主力专注在对被投企业的投后工作上，比如我就听说一家老牌基金要求投资人进驻企业，一人一家一百天，我暗叹这100天也算是机构对风险持久时间的精准判断了，向我透露这个消息的投资人朋友则多少有些悲观，“其实就像溺水的人拼命想抓稻草”。
重投前，则代表机构继续看项目，但不进行线下尽调和投资；尤其投早期的机构属于这一流派，比如有一家位于长三角的早期基金告诉我，他们将疫情视为机会，“在大家都无法投项目的前提上，谁暗自发力，就更容易联系到好项目”。
当然我主要想谈的是第三个派系——重应对风险。首先解释一下什么是重应对风险，对于疫情这种不可控制的变量，很多机构的应对方法是如何降低自我损耗。这里面又分有两个小类别，一个是通过修炼内功来降低风险，一个是试着迭代组织系统来控制风险。
举个栗子，力鼎资本和我分享了他们投资人的日常工作内容：围绕自己所在的行业做一些行业分析，再是部分项目的初期访谈，建立联系。做这件事的原因是，“跑不起来的情况下，不如静下来修炼内功，把自己对行业的理解进行梳理，看看有没有一些更深的理解。”这属于第一类别。这也是大多数机构都会做的事情。
第二类别就比较有趣了，因为它竟然既简单又有效。在我聊的那十几家机构里，其实不是每一家机构都深受疫情影响，甚至没怎么受影响。比如金鼎资本。为啥？因为金鼎在北上广杭等地都有分支，机构总人力在100人左右。这样的机构组织架构极大的缓解了上海疫情带来的冲击，可谓是最强有效的风控。
金鼎资本base在上海的投资人袁艺艺告诉我，尽管她在隔离中，但机构的组织架构是每个赛道分有不同地域的投资人小组团队，她无法出差看项目，可以委托组员，每个组员相应地转换工作内容。比如她这段时间主要负责线上的一些paperwork。
更有意思的是，据我所知，为了缓解出差限制，在不违反法律政策的前提下，有一些机构启用护照、双手机号等破解方案，做到能出差就出差，能投项目就投项目。
此外还有一类基金则在认真思考我刚刚提到的问题——投资是不是一定要局限在线下进行？
盈动资本的投资董事方凯和我分享了他们基金的一些思考。如我上文所说，极度依赖“投资就是投人”的机构在“黑天鹅”面前越“脆弱”。盈动资本专注早期，疫情之前项目投资的前提就是要当面见到项目方，“项目CEO要来办公室，现场才能敲定投资”。
对许多早期机构投资人来说，投资如果不能实际接触到人，光线上聊，“是没有体感的”。但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假设疫情一直持续，难道投资机构永远不投项目？
方凯告诉我盈动资本在考虑将一些决策搬到线上，“真的没办法，还是得跟着创业者走，否则长期这样下去就没办法投项目。”
我深以为然。然的不是非得完全抛弃线下，而是对变革和组织/模式迭代的摸索。
因为风险永远存在于未来，而不是过去。
焦虑，但不emo
袁艺艺在微信语音电话中声音洪亮且富有激情，她告诉我她刚完成一个线上会议，“忙得要死，甚至比原来还忙。”
和十几个投资人聊下来，这算是我一个意外发现：投资人几乎都焦虑，但也都不emo。当然这里想提一句，消费投资人尚不属于此列，有消费投资人直接告诉我他已躺平，但因样本太少，所以暂且不提。
对投资人来说，焦虑这个词语代表中性，利大于弊，焦虑是他们不断向前的推手。而疫情？并不会让这批走在风险前端的群体滞后。比如方凯就表示她“不想躺平”，疫情期间她平时通过做一些行业线上的活动、撰写一些微信公号文章、做一些CEO线上访谈来缓解焦虑。
懂得如何让自己迈向反脆弱性的往往也是那群最有机会走到最后的人。
如同塔勒布的《反脆弱》里讲的，有些事情能从冲击中受益，当暴露在波动性、随机性、混乱和压力、风险和不确定性下时，它们反而能茁壮成长和壮大。
想必我在文首提到的大佬深谙此道。在那次访谈中，大佬告诉我，他并没有为错过这个项目而感到自责，相反，面对这个小失误错过的好项目，他复盘后反而有个更深刻的收获：还是要跑在第一线才能更少地降低自己错过好项目的风险，当然硬币的反面则是，这也能降低自己投错项目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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