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民间投资和民营经济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已日渐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优化产业结构、繁荣城乡市场、扩大社会就业的重要力量。
从投资总量占比看，国家发改委相关部门负责人此前表示，2012年以来，民间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连续5年超过60%，最高时候达到65.4%；尤其是在制造业领域，民间投资的比重超过八成，民间投资已经成为投资的主力军。
到了2019年，民间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下降至56.4%。2021年，民间投资占比进一步下降至55.6%。
民间投资占比下降，跟近年来出现的“不敢投”“不愿投”“不能投”现象有关。除了疫情和行业周期等因素之外，还有哪些因素制约着民间投资？接下来如何激活民间投资的积极性？
加强地方落实中央政策的监管力度
“我有过创业、大企业高管、专业投资经历，曾从业于信息技术行业。因此，在过去10年主要关注七大新兴产业里的科技创新企业，投资了几十家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新龙脉控股董事长曲敬东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1988年，曲敬东开始在中关村创业，1995年赴美国投资创业，1998年回国后加盟联想，此后历任联想集团高管、三星电子全球副总裁。20多年的时间里，关于大型中国企业及全球化企业的战略、管理、营销、融资、投资、上市等运作经验，曲敬东了然于心。
再后来，曲敬东成功转型进入投资领域，用10年时间发起设立新龙脉系列股权投资基金，已投资高科技企业超过 100 家。
作为资深投资人，曲敬东分析，“目前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不高，首先由于各地营商环境差异较大，有些地方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存在问题，影响了民间投资的信心和投资回报。其次是疫情对整个经济的影响，特别是对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影响很大，导致民营企业的投资能力明显下降。”
为了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近年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举措以促进民间投资的发展，相关政策聚焦于3个方面。一是持续为民营企业减税降费。二是着力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三是不断拓宽民间投资的经营领域和范围。
尤其是2016年出台了《促进民间投资健康发展若干政策措施》，进一步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油气勘探开发等领域，民间投资增长呈现回升势头，增速从2016年仅增长3%左右，到2018年达到8.7%。但是到了2019年，民间投资增速又开始出现下降，仅为4.7%，2021年则为7.0%。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学者陈小亮曾撰文《把政策落实到位才能切实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提出民间投资之所以积极性不高，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近年来全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摩擦加剧等外部不确定因素增加，导致民营企业整体经营环境变差。
在他看来，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地方相关机构和部门未能有效落实中央政策，导致相关政策难以充分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比如，虽然中央屡次要求“大幅降低企业非税负担”，然而，由于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存在，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速不断放缓，但是财政支出有增无减，导致地方政府部门面临较为严峻的财政压力。在此情形下，部分地方政府部门通过“费”或者“基金”等形式筹集非税收入，从而加剧了民营企业的非税负担。
曲敬东认同上述观点，认为应加强对地方落实中央政策的监督力度，避免各地在执行中央政策时“走形变样”。
“国家制定相对统一投资激励政策之后，各地政策在执行中差异过大造成混乱。此外，还应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特别是信贷和税收政策支持力度，以及加大对个人财产和民营资产保护力度。”曲敬东说。
创建更好营商环境，提振民间投资信心
不同于曲敬东身上的创业者、高管和投资人3个标签，英诺天使基金创始合伙人李竹的职业身份相对简单。
“我是一个连续创业者，清华大学毕业后曾经两次创业，并于2013年创立了英诺天使基金。截至目前，自己参与投资项目300+，多个项目上市及并购退出。” 李竹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介绍。
英诺天使基金由李竹等清华校友于2013年4月发起创建，截至目前，已投资超过500个创业项目、直接管理50亿元人民币天使基金，专注A轮之前的早期科技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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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多个经济周期的波峰波谷之后，李竹对制约民间投资的因素理解颇深。在他看来，投资信心和营商环境是制约民间投资活跃度的两个重要因素。
“民间投资信心不足是首要因素。早期投资机构之前的投资主要集中在与互联网相关的产业，现在互联网平台不少都面临监管逐渐落地，对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带来影响，大家还不确定未来是否会有更多的新政策出台，因此大都持观望的态度。” 李竹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除了树立民间投资信心，还应继续创建更好的营商环境。
“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改善营商环境至关重要，也是赢得区域竞争和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李竹说。
一直以来，营商环境受到从中央到各地政府的高度重视，出台了一系列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举措，比如大力推进“放管服”改革等，取得了显著成效。
全国工商联发布2021年度“万家民营企业评营商环境”调查显示，民营企业对营商环境满意度连续3年持续上升。
在李竹看来，我国营商环境还有进一步优化空间，“从投资的角度，应该进一步规范并优化风险投资的设立和审批流程；从政策的角度，为创造更好营商环境，应出台相关监管政策并尽快落地，以提振民企信心，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减少观望和等待情绪，鼓励更多的民间投资进入科技创新领域”。
有效降低民间投资门槛
近日，北京市发布2022年总投资约1.2万亿元的“3个100”市重点工程项目，以民间投资为主的社会投资项目占比超50% ，投资额占比逾七成。
近几年来，北京始终把扩大民间投资作为稳定有效投资、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的重要举措。
融道（海南）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延生对北京的做法表示赞同，但同时认为对民间投资而言，政府投资项目设立的门槛太高。
“只要是政府重点项目，我总体感觉是门槛高，有的体现在资质高，有的要求垫资高，有的要求工期紧。从项目组织的角度看，这些要求都合理，但实际上无形中大大限制了民间投资的参与范围。” 郭延生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范若滢接受媒体采访也表示，要更大力度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继续放开民营企业市场准入限制，降低民间投资门槛。
事实上，即便降低了门槛，基于当前我国民间资本投资能力总体偏弱，能够参与到政府重点工程的民营企业依然是少数。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民营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实现快速发展有目共睹。截至2020年底，我国民营企业数量已经达到4000多万家。
但是，在郭延生看来，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强在民营企业的数量，弱在民企单体的质量。“尤其是涉及政府重点工程项目，一般民营企业实力会明显不足，和央企、国企竞争难有胜算。”
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要提升民企参与政府项目的能力，郭延生认为，应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尤其应进一步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以提升民营企业的投资能力。
“有了资金注入的活水，就有了增加投资意愿的动力。”郭延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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