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贸易逆差（揭开贸易“逆差”之谜）-掘金网

过去多年来，国家间的经贸合作不仅实现了“共赢”，同时也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近期来，“逆差”却成为屡屡出现的一个名词，并搅动着国际风云变幻。

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数十年来一直保持巨额贸易逆差，而由此形成的国际经济大循环更是深刻影响着世界经济格局。贸易逆差究竟是什么？美国贸易为何注定会有逆差？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是什么？贸易中究竟是吃亏还是获利？我们将一一进行分析。

从顺差到逆差

在对外贸易中，一定时期内（通常是按年计算）如果一国的进口额大于出口额，称为入超，即存在贸易逆差。

美国贸易逆差由来已久。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基本均发生在美国本土以外，美国保持了工业体系的完整。战后初期，由于其他国家不论战胜国还是战败国，国民经济体系均遭受了战争的严重摧残，而只能从美国进口，美国为此享有贸易出超。

冷战背景下，美国实施马歇尔计划，支持被战争破坏的西欧各国经济重建。在该计划下，西欧各国总共接受了美国包括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的援助合计130多亿美元，其中90%是赠予、10%为贷款。

然而，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在海外驻军并大肆采购，加之欧洲、日本在美国的军事保护下经济乘势而起、产品国际竞争力增强，美国贸易顺差急剧下降。到1967年，美国贸易顺差与GDP之比已由1940年代末的约2%降至0附近。此后一个时期，美国贸易不论盈余还是赤字，与GDP之比均在1%以内。

受石油危机、油价飙升影响，自1976年起美国转为贸易持续逆差，且逆差与GDP之比逐渐攀升，最高达到6%以上（见图1）。石油贸易逆差是美国贸易赤字的重要来源，一度占到美国贸易总逆差的三四成甚至一半还多（见图2）。截至2018年，战后七十余年间，美国有52个年份贸易呈现逆差。

（梁淑怡/图）

美国人花钱太多储蓄太少

美国贸易长期入超不是周期性问题，而是结构性原因所致：

一是国内过度消费而储蓄不足。从支出法看，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构成中，投资率基本稳定在20%左右，与世界平均水平基本持平，但消费率则持续攀升，由1948～1975年的平均为77.0%升至2009～2018年的83.1%，令净出口的贡献率由正转负且缺口逐步扩大（见表1）。

（梁淑怡/图）

过度消费导致净储蓄率（即净储蓄与国民总收入之比）大幅降低，甚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这种下降趋势依然延续。分部门看，主要是因为政府部门负储蓄率进一步扩大（见表2）。

（梁淑怡/图）

据国际清算银行统计，截至2018年末，美国的宏观杠杆率为249.4%，较2008年底上升了14.6个百分点；其中，非金融企业部门、居民部门和政府部门杠杆率分别为74.4%、76.3%和98.7%，较2008年底分别上升1.8、下降19.6和上升32.4个百分点（见图3）。

（梁淑怡/图）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又被称为全球经济失衡的危机，逆差国增加储蓄、顺差国增加消费是二十国集团（G20）给全球经济再平衡开出的药方。

然而，危机十年后，美国低储蓄状况并未扭转，政府部门加杠杆、私人部门降杠杆或稳杠杆，宏观杠杆率总体不降反升，贸易赤字与财政赤字并存的“孪生赤字”（twin deficits）挥之不去。2009～2018年，美国贸易赤字与GDP之比平均为4.5%，略低于2000～2008年平均为5.5%的水平，却远高于1990年代平均2.4%的水平（见表2）。

不是从这个国家进口

就是从那个国家进口

第二，国内产业的过度空心化。从美国GDP的三次产业增加值构成看，战后美国一二产业贡献率持续下降，而第三产业贡献率不断上升，2009～2018年，三次产业平均贡献率分别为1.0%、19.0%和80.0%（见表3）。

（梁淑怡/图）

根据耶鲁大学教授斯蒂芬·罗奇的观点，美国的国民储蓄率长期低于国民投资率，国内储蓄无法满足自身投资需求，为了刺激消费和国内经济增长，美国就需要从国外“输入”过剩储蓄，通过经常账户赤字和贸易赤字吸引外资，保持国际资本对美国的净流入，但这样就会形成较大规模的贸易逆差。

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18年，在美国234个主要贸易伙伴中，美国对其中102个为逆差，较10年前还增加了15个；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二级分类的68个子项中，美国有43个子项为进出口逆差。也就是说，在储蓄大于投资、产业空心化的背景下，由于国内不再生产了，美国面临着不是从这个国家进口就要从其他国家和地区进口的困境。

N-1问题：

至少有一个国家是逆差

第三，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奠定了美元的国际霸权地位。美元是全球最重要的国际化货币，迄今在全球外汇交易中占比将近90%，在全球央行外汇储备资产中占比超过60%，在全球交易支付中占比约为40%。

作为国际中心或关键货币（vehicle currency）的发钞国，美国承担着全球流动性最后提供者的角色。美国由此面临“特里芬难题”，即美国需要保持贸易逆差以输出美元，但美国贸易持续逆差又会损害美元信誉。这是1960年代美元危机此起彼伏的罪魁祸首，最终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

19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普遍加强了自保意识，纷纷通过扩大经常项目（主要是贸易）盈余或者缩小经常项目赤字增加外汇储备积累（见图4和图5）。于是，美国又遭遇了所谓N-1问题，即至少要有一个国家贸易是逆差，其他国家贸易才有可能是顺差，美国扮演着这个世界最后消费者的角色。

（梁淑怡/图）

为此，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将2008年危机归咎于新兴市场的过度储蓄（saving glut）。当然，美国对于美元的特殊地位也是半推半就。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美国没有维系黄金平价和美元与黄金兑换的义务，这助长了美国的过度消费。

尽管美国深受政府债务问题的困扰，但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早就明确表示，美国不会债务违约，因为美联储可以无限印钞，至于未来美元的实际购买力如何就不是美国的事情了。这是比前财长康纳利“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更加露骨的表白。

此外，现在惟有美国可以利用美元的特殊地位转嫁危机。本轮危机肇始于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但美国仍可以用零利率去市场筹资。欧元是第二大国际化货币，受次贷危机所累，南欧五国爆发主权债务危机后，相关国家却要实施紧缩性的经济政策，并用惩罚性利率去市场筹资。

中美贸易为何失衡

中国持续贸易顺差始于1994年之后（见图6），这较美国贸易持续逆差晚了近20年（见图1）。

（梁淑怡/图）

据美方统计，美中双边贸易逆差始于1980年代中期，要早于中国贸易持续总体顺差之前，但1991年以前这部分逆差占美国贸易总逆差的比重不到10%，1991～2001年间占比平均为19.8%，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2002～2008年间占比平均为26.6%，后危机时代的2009～2018年间占比平均进一步升至为44.8%（见图7）。

（梁淑怡/图）

如果说美国贸易总体失衡是由美国储蓄投资关系及产业空心化所决定的话，那么，中美双边贸易失衡则是中国加入美国主导的国际分工格局的必然结果。

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2001年底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扩大贸易部门开放并大量引进外资，积极迎接世界制造业转移。由于中国具有劳动力成本低、产业门类全、基础设施便利等优势，包括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内的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大量投资建厂（见图8），逐渐形成了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美国作为世界市场的国际分工大格局。

（冯庆超/图）

在这一过程中，产业转移带来了贸易差额的转移。例如，日本和中国台湾，二者都是中国大陆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来源地。它们在大陆投资设厂后，向大陆出口中间品和资本品，加工组装再向美国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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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2000～2018年间，日本的出口中，美国的占比由29.7%降至19.0%，中国的占比由6.3%升至19.5%；中国台湾的出口中，美国的占比由23.4%降至11.8%，大陆的占比由2.9%升至28.8%；美国的贸易逆差中，日本的占比由18.3%降至7.6%，中国台湾的占比由3.6%降至1.7%（见图9-1和图9-2），中国大陆的占比却由18.8%升至47.2%（见图7）。

（冯庆超/图）

管制，失衡的另一个原因

美国对对华贸易特别是高科技和稀缺资源出口实施严格的管制，也是导致两国贸易失衡的重要原因。美国的出口管制措施涉及10大类共计约3100个物项，其中多数为高技术产品和稀缺资源品的贸易。

根据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分析，若美国将对中国出口管制严格程度放松至对法国的水平，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可缩减35%；若放松至对巴西的水平，逆差可减少24%。

按照美方的统计，按SITC二级分类的66个子项中，美国对华商品进出口顺差的只有22项，其他均为逆差。在此分类下，2018年，美国对华逆差的前六大子项都是工业制成品，而美国对华顺差的前六大子项则基本都是农产品和原材料，且顺差都不大，美国稍微拿得出手的出口也就是飞机了（统计在其他运输设备项下）（见表4）。冷眼一看，还以为中国是工业国，美国是农业国，恍惚穿越了时空。

（冯庆超/图）

统计上的原因

中美贸易失衡还有统计上的原因。一是美国一直强调的美中贸易逆差都是货物贸易层面的，未考虑转口贸易和服务贸易因素。

根据中国商务部对中美两国服务贸易（跨境模式）以及附属机构服务销售（商业存在模式）两部分的测算，2018年美国对华服务贸易顺差多达873亿美元。美国已成为中国服务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国。

据美方统计，2017年，美国对华服务贸易顺差402亿美元，相当于美国服务贸易总顺差的15.8%（见图10）。例如，中国目前在美留学生有30多万人，2017年为美国贡献了136亿美元顺差，相当于美国教育旅游项目顺差的39.9%。

（冯庆超/图）

二是若按贸易增加值口径核算，美国对华逆差将大幅减少。2018年，美方统计美国对华货物贸易逆差为4192亿美元，但中方统计货物贸易逆差为3233亿美元。除统计口径的差异外，加工贸易中间品贸易统计归类方法的不同，是中美双方统计差异的重要原因。

中国出口美国商品中加工贸易产品占比53%，这些中间品的零部件和技术均来自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供应链，中国只从中赚取少量加工费，但在美国商品贸易的统计口径中却把最终产品价值全部计算到了中国的出口中，这就导致了中国对美国商品出口额出现了高估。

例如某商品原料以及相关技术由韩国提供，所包含的成本为100美元，在中国生产后销售到美国的价格为110美元，则该商品的出口额被记作110美元，但事实上该商品的增加值只有10美元，原材料及技术成本被转嫁到中国的出口当中，但享受到100美元的转嫁出口额实际利益的国家并非中国而是韩国。世贸组织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曾推出按全球价值链，用贸易增加值对贸易差额进行核算。照此方法核算，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将减少约1/3。

三是中美服务贸易中亦隐藏着货物贸易。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中国居民出境旅游商品购买计入了服务贸易中，且旅行项目的逆差在服务贸易逆差中的占比很高（如图11）。

（冯庆超/图）

旅行服务贸易除了旅游本身，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还包括境外旅行、留学或就医期间购买的非居民商品和服务，而居民旅行的相关支出，包括购买商品的支出均被计入服务贸易项下。

事实上，随着中国居民购买力的增强，中国居民出境旅行在高端商品购买等方面的支出规模显著上升且处于较高水平。据美国旅游业官方数据，中国游客在美人均消费达7000美元，在所有海外游客中排名第一，远高于海外游客在美人均消费约4000美元的水平。

据美方统计，2017年，美国其他商业和个人旅游项下顺差327亿美元，其中来自中国的顺差145亿美元，贡献了44.3%。由于高端商品购买没有纳入到商品贸易的进口项目中，因此中国商品进口金额存在低估，贸易顺差也就不可避免地存在高估。

国际经济大循环格局

中美之间早已形成了“美国买我商品，我买美国国债”的国际经济大循环格局。由于中国金融市场效率不高，金融管制较多，所以中国贸易顺差形成的对外资产主要以高信用、低风险、低回报的外汇储备运用为主，且投资美国国债是中国外汇储备的重要组成部分。

截至2018年末，美国财政部口径的中国持有美国国债余额达1.12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外汇储备规模的36.6%，相当于外国投资者持有美债的17.9%。尤其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期间，中国不仅没有落井下石，反而继续提高在美债市场的参与度，为维护美国金融市场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截至2010年底，中国持有美债占外国投资者持有美债的比重高达26.2%，较2007年底提高了5.9个百分点（见图12）。

（冯庆超/图）

顺差在中国但利润却可能在外国。前文已经提到过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中过半数来自加工贸易，中国仅从中赚取少量加工费，而美国从设计、零部件供应、营销等环节获取了大量的利润。传统的贸易差额计算方法将全部顺差都统计在终端产品出口国头上，这样算出来的贸易差额与中美贸易中实际分配到的价值严重不匹配。

据亚洲开发银行2010年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苹果手机在美零售价500美元(2009年)，其中中国出口组装厂只赚取6.5美元的加工费，而331.7美元被美国国内的设计、运输、分销等环节的企业获得。

按总销售额口径计算，美国在中美贸易中甚至存在盈余。德意志银行2018年3月在对中美两国2015年经贸往来进行更加准确的统计后认为，考虑到美国在中美贸易中可以获取巨大的商业盈余，中美两国账面上巨大的贸易顺差实际可能很小。

例如，2017年，通用汽车在华销售量达到400万辆，已经超过在美国本土360万辆的销售量；截至2016年，苹果手机在中国的使用量达到3.1亿，已经是苹果手机在美国使用量的两倍多。但这些产品并不体现在两国的贸易数据中，原因在于这些产品都是由美国企业在中国的子公司生产销售的。

此外，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很多商品上游生产商并非来自中国，而是来自日本、韩国等国家，这类似于前文所述的增加值的概念，非增加值的上游成本不能纳入到总销售额口径。

若考虑上述因素，则中美贸易逆差仅300亿美元。同时考虑到随着中国居民购买力的提升，中国消费者更多地消费在自己本土生产的美国手机、汽车等产品，若继续基于总销售额口径测算，2015年以后的两年间美国的总销售逆差甚至出现了约200亿美元的盈余。

随着中国本土的美国公司在华销售规模的持续扩大，未来美国总销售盈余的趋势还将继续加强，经测算2020年美国对中国总销售顺差或将突破1000亿美元。

另据中国商务部最新发布的《关于美国在中美经贸合作中获益情况的研究报告》披露，2017年，美国除了通过向中国销售商品和服务获得了9400亿美元的销售收入，还通过中国对美国的投资、美国金融机构入股中资机构以及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获取了大量的流动性支持。截至2017年末，上述行为让美国从中国获取了多达1.37万亿美元的流动性。美国在对华销售收入和资金流入两方面均获得了巨大的收益。

受伤的是谁

中国通过出口为美国提供了大量物美价廉的产品，还提升了美国民众的实际购买力。据牛津研究院估计，美国自中国进口低价商品在2015年帮助美国降低消费物价水平1%~1.5%，美国消费者负担有所减轻，消费者福利有所增加。

而在2018年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增收关税后，中国对美国商品出口增速显著下降，而其中增收关税的大部分负担转移给了消费者。根据纽约联储银行、普林斯顿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报告，2018年美国增收关税至少导致消费者损失69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消费者“无疑会沦为贸易战的输家”。

美国著名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估计，目前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的关税将使每户美国家庭损失约550美元，若对中国进口商品全面加征关税，美国家庭损失将飙升到2200美元。

还有研究估计，若所有关税引发商品销量下滑，将导致超过220万就业岗位损失。近日美国消费者技术协会CEO发出警告，美国政府的关税措施有可能导致“特朗普衰退”。

中国市场对美国经济的作用不可或缺。尽管中美贸易存在逆差，但就美国出口而言，中国仍是美国商品和服务出口成长最快的市场。

根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出具的国家出口报告，2009~2018年这十年间，美国对中国的商品出口增长了73%，而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商品出口仅增长57%；同期美国对中国的服务增长258%，而世界其他地区仅增长49%；此外，2018年中国是美国4个州的最大商品出口市场，也是44个州的前五大市场之一；2017年中国是美国15个州服务出口的最大市场，中国市场在美国商品和服务出口方面的作用不言而喻。

按照联合国的产业分类，中国产业类别是全球最齐全的，且中国产品和服务具有规模效应、集群效应，如果美国放弃中国市场，那么在全球将不会找到像中国一样的制造工厂。美国将无法通过少量订单满足全部进口需求，因为除了中国以外的其他贸易国生产能力均有限，这样美国将不得不从多个国家和地区分别选择上游供应商，如此便没有规模效应，贸易成本也会提高。

贸易逆差对美国就业的影响也较为有限。美国已经处于后工业化时期，所以美国的就业主要以非农就业为主。据美国劳工部统计，2008~2017年间，美国私人非农就业增加了923万个，其中制造业就业减少了120万个，但服务业却增加就业1089万个。

事实上，现在中国也不是主要通过制造业来创造就业。2008~2017年间，中国第一产业减少就业9787万，第二产业仅增加就业1638万，而第三产业新增就业1.05亿（见表5）。

（冯庆超/图）

而且，随着美国的技术进步，机械化大生产导致就业减少是大势所趋。如今制造业更多地变成了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劳动成本在制造业成本中的比重已越来越小，故美国所面临的货物贸易逆差对美国就业带来的负面影响有限。2017年美国国会研究中心的报告也印证了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和失业率之间无替代关系的事实，2010~2015年美国制造业从中国进口增加32.4%，但美国制造业的就业机会不仅没下降，反而上升了6.8%。